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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近距离观察纽约公校和私校的不同感受
2018年05月02日

有钱等于有好的教育,在美国社会极为明显。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小便享受一流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拼了命考屈指可数的几所好公校;

高等教育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这种不公平。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不用被奖学金限制,不像大部分普通家庭因为难以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而被迫选择收费低廉的公立学校。

除去这些,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基本决定了孩子的眼界和交际圈。看得更高,自然容易走得更远。

以上的种种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阶级的持续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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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先生(当时的男朋友)即将结束在纽约的学业,然而并不想回国。迫不及待想要结束跨洋恋情的我,在他的希望和家人的催促下,决定为爱走天涯。

为了赶第二年入学的deadline,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匆匆准备托福、GRE和申请材料,选了哥大和纽大的教育学专业——只要学校在纽约就行。一番等待之后,我收到了前者的拒信和后者的offer。

2012年夏天,我来到了纽约。

纽约公校 :放牛班有没有春天?

从念教育学的第一天起,所有老师都在和我们重复一件事:纽约的公立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初从国内来的我,自动将其带入国内大城市的公立学校,想到的是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特殊的原因是,学生太牛,不好教?

直到我被分去一所曼哈顿下城的公校听课,才知道了“特殊”的真正原因。出发前老师对我说:“这所学校很有名。记得不要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时刻看好你的包。”

什么?我再次确认了我去的地址是高中而不是看守所。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了。

跟着谷歌地图,我来到了一栋灰扑扑的6层建筑前。谈不上有建筑美感,但也不破旧。中规中矩,看起来十分正常。

我向接待处的门卫说明来意,登记了证件。他指引我:“向左拐搭电梯到二楼。”我心想二楼嘛,爬楼梯好啦。门卫严肃地摇摇头:“不行。这里每一层都是一个不同的学校。楼梯间的铁门是锁起来的,你过不去。”

还真是寸土寸金。一层楼一个学校,第一次见。

我乘电梯来到了二楼。正准备迈开腿往里走,电梯口的保安把我叫住了。这才发现一出门的地方有一个金属探测器。

嚯,上学还得过安检呀,这更让我多了几分“敬畏之心”。

一眼望去,一层楼一个学校的布局大致是这样:楼梯口是校长办公室和老师休息室,教室沿走廊两边铺开,目测大概有15个。估计整栋楼五个学校会共用一个餐厅、礼堂和篮球场。

因为学校太小,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谢老师的中文班,准确地讲是中文课。因为学校没有条件给中文老师准备一个专门的教室,所以谢老师就像国内老师一样,夹着书辗转于每个班之间。

教室不大,中间摆着大约15张椅子,靠着讲台围成一个半弧形。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来了,谢老师安排我在教室最后面坐下。末了,她转身小声叮嘱我:“看好包,还有你的手机。”

早被打了预防针的我,已经把包拉好放在了座位下面。但是不解:我已经坐在了教室最后面,和他们有一段距离,就算……就算学生毛手毛脚,他们还能伸长胳膊到这儿来?

学生们陆陆续续坐下。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笔记本和书。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书包被他们丢在座位下面。坐下来的时候互相大声叫嚷着,有人掏出手机,或是低头玩了起来,或是在拍同学,或许是在发snapchat。

瘦小的谢老师被他们夹在中间,显得有些可怜。她重申了一遍“请安静”,然而一切依旧。

谢老师于是不管他们,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台上台下仿佛两个平行宇宙。学生们我行我素,吆喝声起哄声几乎盖住了老师讲课的声音。

我有点为谢老师难过,不过看她神态自若,怕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有学生发现了我的存在,“嚯”地一下站起来,竟端直朝我走来。谢老师也没有制止,甚至讲课也没有停下来。

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小伙子。他走到我身边,嗓门一点不放低地问:“你是谁啊,你在这儿干吗?”上下打量我一番,问:“你会讲中文?”没等我回过神来回答他,一溜烟地又跑了,和一个另两个男生打成了一片,哈哈大笑了起来。

已经不记得谢老师这节课都讲了些什么了——讲了什么也不重要。从始至终,没有一秒是安静的。想想原来我上高中时候,班里稍一嗡嗡,老师就说我们在菜市场。依这个比较,那这里就是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了。打闹嬉笑的,睡觉的,玩手机的,忽然跑出去不见人影的……反正就是没有听课的。

“说他们是没用的。这些孩子很难明白学习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更何况硬加给他们的外语课。”下课后,谢老师对我说,“曾经试着去感动他们,后来发现只感动了自己。索性就听之任之了。”

这里很多学生居住在高犯罪率区,家庭背景复杂。从小耳濡目染street smart,练就了一身 “功夫”。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要义。“下电梯后过金属检测器了吗?没纳闷为什么学校里会有这个?因为前一阵子有学生打架,互相捅了刀子,学校怕了。”

还有楼梯间的铁链。因为这栋楼里有一层是挺不错的学校,校长怕自己的学生和别的几所“同流合污”,强烈要求锁住楼梯间,这样所谓的“坏孩子”就没法和“好孩子”接触了。

谢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ipad的故事。

和谢老师同期的林老师在另一所大家公认比较“挑战“的公校教书。一天上课,她的ipad明明就放在讲台上,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后,回头就不见了。下面坐着的十几个学生面面相觑,谁都不肯说是谁拿走的。当时刚毕业没多久的林老师不知所措,哭着跑到了校长室,校长副校长依次来质问,仍然没人承认。老师并没有搜查学生的权利,只能让大家走了。

林老师哭了一晚上,一是心疼自己的ipad,二是不相信十四五岁的孩子竟能做这样的事。“那时候刚入职,你知道的,还怀着一腔热血。没想到一抬腿就摔了个大跟头。”

后来,ipad竟然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被找到了。这要感谢苹果的高科技。

ipad丢了的第二天晚上,林老师的手机里突然噗噗噗涌出来好多自拍,仔细一看都是班上的一个小姑娘。她纳闷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

正是这个小姑娘悄悄拿走了她的ipad。看一两天过去平安无事,便拿出来摆弄,没曾想所有的自拍都通过iCloud共享发送到了林老师那里。

林老师拿着证据去找小姑娘对峙,谁知对方死不认账。后来校长出面说要叫警察,她才慌了,把ipad送了回来。校长要她保证不再犯,然后让她走了。

林老师很生气,偷窃这么大的事,怎么着都应该要叫家长来批评教育。校长苦笑着告诉她,叫不来的。她妈妈在她刚出生后就不见了,爸爸因为贩毒还在监狱。倒是有个哥哥,但也整日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好像还曾经把她的手机拿去卖了换毒品。

“后来也就习惯了。很多孩子住project(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廉租房,通常犯罪率较高,被认为比较“危险”),父母都见不到影子,指望他们能把小孩教育成什么样?你觉得这已经很惨了是吧,不算什么。我班上还有homeless的小孩。挺可怜的,收容所住住,有时候又自己跑出来,晚上睡在地铁上。别说学习成绩,只要白天他能来上学我就阿弥陀佛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地方呆久了,自然而然也就接受那个设定了。说难听点,只要保证男生不进监狱,女生不怀孕,我们当老师的就算成功了。就这都难,去年就有个11年级的女孩子怀孕退学了。”

我很震惊地听她讲这些。为这些突破我想象力的事件,也为谢老师叙述时的平静。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老师用音乐打开了“问题儿童”们的心灵。然而那毕竟是艺术创作,现实中没那么多温情。教育,本应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的责任。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教育者需要胸怀多大的关爱与耐心才能填补那边的空白,我不得而知。毕竟老师也只是普通社会动物,不是永动情感发电机。

《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我的朋友小吴才辞去了三年的教职,去学影视编导,再不想踏进教室。她一天五节课,从早讲到晚。4点放学开始改一百多个学生的作业。7点回家,草草吃过饭,开始备课。公校因直属教育局,行事颇官僚主义。每一节课必备好几大页详尽的教案,只为备份供上面领导随时来抽查。所以几乎天天备课到12点之后,觉永远睡不够。以为教一轮回头可以用旧教案,没门。因为个性化教育,连课本也没有,换一茬学生就要换一茬教案。

”每天八小时上课,五小时批作业和备课。”她扳着指头和我算。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辞职的,并不是这些辛苦。 ”有一次我去听一个快退休的老教师的课。六十多岁,转身写字的时候,学生还是会朝她丢粉笔头,比谁能在她身上留下印子深,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我当时就想哭。不想干一行到快退休的时候,还是连一点尊严都没有。“期末,她递了辞职信。

纽约私校:“绯闻女孩”的真实生活

K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国高中生没什么区别,穿着整齐的校服,化着一点点淡妆,浅金发扎着高高的马尾,看起来青春洋溢 。她应该是个超级乖乖女——并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悄悄把百褶裙改到大腿根,而是老老实实地垂在了膝盖下方。不同的是,她的书包是爱马仕的Birkin。

NYU的教育专业要求我们在研究生的第二学年开始课堂观摩。这一天,我和同学去了纽约上东区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D school,K是学校派来接待我们的志愿者。

D school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K12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在纽约以及全美国都算是顶尖梯队的。学校官网上自豪地写着他们有同等学校最低的学费,但一年也要近五万美金。何况这种学校的waitlist不知有多长,单单有钱是不够的。

原来我一年级的班上有学生申请别间私校,整个过程折腾了小一年。首先要面试家长,了解家庭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和好的私立大学一样,如果家中有长辈或者兄弟姐妹是校友,那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随后,小朋友要参加笔试和类似智商测试一样的问答环节。通过后要去学校参加所谓的play date。表面上是所有候选学生一起随便玩玩,暗中会有专人观察你的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都顺利通过了之后还没完,我——她当时的全科老师,要填写一份近20页的报告,需要极其详尽地评价她平时的学业和社交情况。记得我当时写得头昏眼花。听她妈妈给我讲了整个申请流程之后,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报告写就写吧,能帮忙就行。

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即使是顶级私校,门面看起来还是很寒酸。一栋楼便是整个学校,别想全尺寸的足球场什么的了。

记得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美剧《绯闻女孩》正火热,讲纽约上东区一所私立高中里男男女女除了学习啥都干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刚离开高中的我看得牙痒痒,为什么我的高三除了考试就是考试。

《绯闻女孩》剧照

来D school观摩之前就听说,《绯闻女孩》中的学校是以它为原型的。见到K和爱马仕,忍不住把她和剧里的人物和故事对号入座。是Queen B?还是Serena?然后脑补了无数个富家子弟扎堆放纵又糜烂的故事。

学校很袖珍,内部装修也很简朴。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处和公告栏,贴着一些学校活动通知。不太记得一个年级几个班了,印象中大概有2-3个,和咱们一个年级动辄十几个班的省重点比不了。低年级是一个班一个教室,高年级就按科目分。我们要去的是中文教室。

K一边带我们穿过学校窄窄的走廊,一边介绍自己。她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这里上学,今年10年级。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这里念书。

啧啧,真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我心想。

反正这些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孩子也没什么愁的。家中不缺藤校校友,有的甚至是校董事会成员,抬手就能去top 10的大学,毕业后随便继承个家业。学不学习,无所谓的吧。

这时瞎感慨别人easy模式人生的我实在是太天真,半小时后迅速被打脸。

我见到了教10年级中级中文的戴老师。

我站在教室门口,寻找看起来像“戴老师”的东方面孔,却只看到金发碧眼帅哥一个。

“哈哈,别吃惊。欢迎欢迎,我是戴老师。”他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和我们打招呼。

这才知道,戴老师不姓戴,本名David。”中文是前几年新兴的外语,当时没有太多有资格的老师,不像现在。“ 交谈中得知戴老师曾在台湾留学,怪不得中文说得这么标准。

戴老师的中文教室不大,大致有15张桌椅。四面墙花花绿绿布置得挺热闹。有常用汉字表,拼音表,一些用做展示的学生作业,当时临近春节,还有一些在红纸上写得歪歪扭扭但是挺可爱的“福”字,估计是最近课堂活动的成果。

说着话的功夫,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进来了。K也在其中,和几个和她一样拎着名牌包的女生。

他们最近一直在练习写简单的议论文。到了高年级,所谓的“student center”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受用。以老师布置的主题为主线,上课基本以学生之间的讨论为主。

这一单元的选题是:如何看待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中国春运。

有意思。没想到仅仅10年级的学生,在外语课上就会讨论这么有社会意义的话题。更加期待他们会怎么用中文来表达。

之前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已搜集了一些自己的论点。今天是他们写初稿之前的最后一次讨论。

10年级的学生正值贪玩的青春期。我曾经在公立学校见识过乱成一团的课堂,猜想没什么压力的“纨绔子弟”们会玩出更多花样。再加上这是个这么有挑战性的话题,我有点替戴老师捏把汗。

大家安静下来之后,戴老师首先简单总结了一下他们上节课的讨论,给大家10分钟整理想法,然后分享。

大家都纷纷翻开笔记本,有人低头写东西,有人在小声和邻座讨论。一切井然有序,想象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很快一个男生举手发言。他的论点非常有趣,从春运的人赶回家吃年夜饭出发,讲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能看出来他的功课做得非常仔细,查证了很多资料。中文水平有限,他用的全是简单词句,但是不影响他一板一眼地和大家介绍“八大菜系”。他认真地说:“川菜,我吃过,只有一次,很辣。”然后用手做扇风状不停地扇舌头,我和大家一起笑了,并给他鼓掌。

K第二个举手。可能因为有旁听,又是中文的native speaker,她有点不好意思。能看得出她有点紧张。她说得很慢,很认真。

K居然是从分析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分布情况入手。她提到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和小乡镇的资源配置不均,导致了劳动力分配的地域性差异。

她投影了一幅中国地图在白板上,给大家介绍中国的几个经济大省还有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然后又比划了一下春运大致的迁移路线。“这里,很多做衣服的地方(这时戴老师说:“工厂”)。我们的衣服,很多都是这里做的。”她指着珠三角附近。“很多做衣服的人,家在这里。”她指指四川。“大熊猫的家也在这里。”

用的都是很简单的中文词汇,但背后的想法真是不简单。我对她有点刮目相看。

戴老师给了K一些修辞方面的建议,比如把“家”换做“故乡”,把“穷”换做“不发达”等。

后面同学的发言都很有意思。有人把中国的“春运”和美国人圣诞节团聚相比较,对比两种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有的人分析了近些年来高铁网络的建设给中国人带来的变化。

有一个女孩子的视角更让我没想到,她聚焦了春运里的大学生群体,介绍了中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中美两国高中生在选择大学时的不同:优秀的中国高中生喜欢去大城市上大学,如北京、上海等;而因为减免学费以及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大部分的美国高中生倾向于选择就近的州立大学。

讲实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关于春运,我还没有这些说着洋腔洋调普通话的10年级的孩子们思考的多。

在学校号称只提供“100%有机食物”的自助餐厅里,我终于有机会和戴老师面对面聊天。

我告诉他我的惊讶,对于他们的中文水平,知识面,以及对于课业的认真。

他告诉我,这些孩子大部分从7年级开始学中文,有几个是从去年才开始学的,一路追赶了上来,其中就有K。她之前一直修西班牙语和法语,到了9年级觉得不够,求戴老师把她加进来。 “一开始没想到她能这么快追上来。别人两年从初级班升到中级班,她不到一年就赶上了。”

“你知道的,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比较特别。” 这个我好奇但又不敢提的敏感话题,感谢戴老师主动提出来。“他们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能力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年夏天我们班的暑期活动就是去中国两周,这对于大部分同龄人来说是难得的经历。他们的家庭给了他们去看到世界的机会和平台。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要跟得上变化,自己要付出些什么。”

“不能说金钱能够买来教育,但是不公平地说,这些孩子的眼界确实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戴老师说的其实也是我来美国之后,深切地感受到的教育不公平。

有钱等于有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极为明显。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小便享受一流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拼了命考屈指可数的几所好公校。个别拿到私校奖学金的,却又因家庭背景不同难以融入。

高等教育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这种不公平。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不用被奖学金限制,不像大部分普通家庭因为难以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而被迫选择收费低廉的公立学校。

除去这些,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基本决定了孩子的眼界和交际圈。看得更高,自然容易走得更远。而在纽约鱼龙混杂的公校里,很多孩子们来自问题家庭。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优秀的家庭榜样,也很难在只是勉强“保证学生不犯罪”的学校里得到指点。

以上的种种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阶级的持续固化。前两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报道,几个哈佛学生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做“first generation Harvard”,也就是家里第一代上哈佛(甚至上大学)的人。他们说自己作为这个圈子里的异类和少数,希望拓宽更多普通孩子进入高等学府的路,而不是靠着家里的资源代代相传。

这么一个励志的新闻看得我很不是滋味。虽然国内高考的考察内容和形式的欠灵活一直被诟病,但对比美国教育资源分配的情况,高考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保证社会阶层流动的方式。如果教育全盘私有化,试想一下北大和清华的录取情况会是怎样?偏远山村里的学生还有多少走出大山可能?

下午放学了,我们去戴老师的教室向他感谢和道别。K也在那儿,留下来作为志愿者辅导低年级的中文课后班。“志愿经历对于申请大学很重要,你也知道的。他们从八九年级开始丰富自己的履历表,一刻不放松。”戴老师说。

华人家庭:望子成龙及种种

之前讲过的私校和公校都比较极端,算是社会最两头的例子。当然啦,私校也有一般般的,公校也有拔尖的。向来重视教育的华人群体,大部分是收入中等的中产阶级,负担不起私立的费用,也不甘心孩子在一般公立学校瞎混。所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一般都是尽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各显神通。

刘姐是早我一辈的华人移民,十几年前带着三岁的儿子和老公一起移民来纽约。我可以感受到,刘姐的儿子是他们家的骄傲,从小念全市最好的公立小学和初中 ,高中考进了有名的Brooklyn Tech校。每次有人夸他厉害,刘姐就像典型的中国家长一样,摆摆手说:“哎呀不行不行,差了几分,去不了史岱文森校(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那一年她儿子11年级,在为申请大学做最后的冲刺。SAT已经考了一次,成绩傲人,但刘姐不满意,非要他再考一次。她给我看她用n次贴做的简易倒计时,贴在家里电脑显示器上,用马克笔粗重地写着“离下一次SAT还有__天”。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换中间的数字。

刘姐儿子三岁就来了美国,基本上算是ABC,但中文说得特别好。刘姐很骄傲,说他们那一代移民好多人没眼光,怕两种语言把孩子搞混,在家都不和孩子讲中文,生怕耽搁孩子学英文,融入不到主流社会。“其实小孩子学习能力强着呢。我儿子刚来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我就教了他一些简单的动作,sit down,stand up,就送去幼儿园了。不到一个学期,英文已经比中文溜了。我当时就想,坏了,中文可不能丢啊,以后肯定会有大用。”

此后,刘姐一直送儿子去念周末中文班,风雨无阻。后来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打听到了唐人街附近有一所非常好的公立学校,用中英文双语教学。“当时我就特想把儿子送去。一是能继续学中文,二是环境好,都是华人的孩子,老实,爱学习,升学率特别高。“

和国内的九年义务教育不一样,美国的高中是不用通过升学考试的。只要你愿意继续读,原则上是按照学区划分,初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高中。刘姐说的“升学率”,是指升入纽约三所特殊高中的升学率。所谓特殊高中,是需要考试才能进入的高中。是孩子们眼中nerd的聚集地,家长眼中的天才集中营。

刘姐家住在布鲁克林,但是她看上的学校在曼哈顿。没有学区房,怎么办?

我问刘姐这个问题时,她一直支支吾吾,试着搪塞过去。”哎,总有办法嘛。“

好奇心促使我不依不挠地追问了下去。后来刘姐才愿意告诉我其中的奥秘。她托关系找到校长,把儿子前两年的成绩单拿给他看。成绩优异的学生,校长也想要收入门下。双方你情我愿,不知是哪一边搞了个擦边球的手段,弄了一个学校学区内的地址当作刘姐儿子的住址。至于是怎么通过的,刘姐有没有额外花钱送礼,因为“涉案”人员太多,刘姐缄口不提。

“反正那时候我是操碎了心呀。还好他还算争气,最后考上了好高中。” 多年后提起,刘姐还是自豪满满。“他们初中班上的同学一大半都升了那三所高中,你知道不啦,好孩子还是应该和好孩子在一起嘛。”

刘姐一直再强调的“三所高中”——Brooklyn Tech校,Bronx Science校和Stuyvesant校,基本是所有华人家长的梦想。负担不起高昂的私立学校学费,这三所只需要拼成绩的精英高中成为了华人孩子们最主要的常春藤名校敲门砖。

《纽约时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The Truth About New York City's Elite High School讨论了这三所“特殊”高中。去年总共有28,000个学生参加了它们的入学招生考试,一共有5,078个人突出重围,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看起来挺公平的是不是?和咱们的高考一样,按照成绩分配,给了所有学生一个公平的进入名校的机会。然而《纽约时报》的记者不以为然。

他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揭示所谓的“真相”,而这是一个早已公开的秘密:亚裔学生,尤其是华裔,占领了这些精英公立高中。

在全国闻名的、号称有20%常春藤录取率史岱文森校,亚裔学生占了78%的比重。我曾经去那里听过课,放眼望去,全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孩子,恍惚中以为自己来到了北京四中。

而其他族裔,如《纽约时报》记者提到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占了全市公立高中生源的70%,但他们在精英高中的录取率只有10%。2017年,只有524名非裔和拉丁裔学生被这三所高中录取。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是不公平的招生标准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些学校的入学标准只看考试成绩,不看别的能力,比如领导力,社会活动力等等。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孩子们不能成为学习机器。但是亚裔家庭确实重视教育,舍得付出与投资,孩子又勤奋踏实,学习成绩好,也是个人努力所换来的。他们并没有错。

刘姐的家庭就是千千万万华裔家庭中的一个,他们只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去努力做到最好而已,并没有侵犯到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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